图为劳动的支边青年(资料图片)。据本报资料库
年冬季,农二师且末工程支队(现二师三十七团)干部职工修筑国道。杨铁*杨金宝提供
上世纪60年代,十师一八三团职工冬季拉运肥料养地。陈洋提供
编者按
当忙碌一秋的拾花工,拾净棉田里最后一朵棉花,冬季就算完全来临了。银白的棉田变成一片褐色,又随着雪花的飘落,渐渐覆上一层洁白的棉被——冬季的团场,如同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图画,让人沉醉。
在这样的日子里,一家人坐在暖洋洋的屋子里,盘点收获,回忆往事,憧憬未来,其乐融融。对于那些曾经战严寒、治风沙,开辟新天地的老*垦来说,四五十年前的冬日场景始终铭刻记忆深处。有抵御严寒的艰辛、有物资匮乏的心酸、有亲友关爱的温馨、有品尝美食的香甜……朝气蓬勃、意气风发的*垦人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屯垦事业。如今,他们两鬓斑白,垂垂老矣,但对兵团的深沉大爱早已融入血液,忆起当年往事,犹在眼前。读他们的故事,不仅仅是抚今追昔、忆苦思甜,更是一种纪念、一种传承。
本期“纪实”精选4篇老*垦讲述的冬日往事,再现兵团人屯垦戍边初期生产劳动的难忘岁月,以飨读者。
“一车芦苇一件袄”
●徐海荣口述张杰整理
提起当年来到新疆的好处,父亲还记得那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:“千根柱子万亩粮,夜里睡的是钢丝床”,这让甘肃武威的老家人羡慕不已。我不懂“千根柱子”是啥意思,问父亲,父亲说:“在老家睡的都是炕,来到新疆睡的都是木头柱子支的床,人多了就是千根柱子嘛!”
年,年仅17岁的父亲扒着火车,一路打听来到了现在的八师一四三团一连(当时叫安一场四连)。父亲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县的一个村子里,那时,老家口粮比较紧张。听说新疆能吃饱饭,父亲心一横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。
刚来的时候,由于年龄不够18岁,报不上职工,父亲便有意隐瞒真实年龄,成了四连的一名职工。开春定棉花苗,没见过棉花的父亲一点也不会,完不成一天的工作定额,功效低、质量差,挨了不少批评。但父亲是个不服输不怕苦的人,他早出晚归,用心学,各样农活干得有模有样,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当时,父亲和其他职工都住在地窝子里。没有现成的床,就用4根木头桩子栽在地下,再铺上厚厚的芦苇,这就是一张结结实实的“钢丝床”了。那时,芦苇真是个好东西,可以用来当床板,还可以用来扎草棚,盖房子。野生芦苇打来卖掉就可以换成钱,再去买穿的衣服、吃的粮食。这种野生资源只要出力气就能得到,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当时的冬天,天气虽然很冷,职工也不闲着,一起去河沟里打芦苇。芦苇满地都是,长得粗,还很结实。大多数职工会用打来的芦苇卖出钱买新棉袄,所以当时也有“一车芦苇一件袄”的说法。
由于家里日子过得紧巴,父亲来新疆的时候只穿着一双奶奶做的布鞋。冬天打芦苇的时候,别人都穿着防水的胶鞋和毡筒,父亲穿的那双布鞋,被雪水浸泡几天就磨破了,父亲的脚也冻烂了。父亲他们当时住的是地窝子集体宿舍,父亲的布鞋上渗出血水,被一个叫张良友的老同志看见了,张良友就给父亲送了一双可防雪水的胶鞋。这双温暖的胶鞋陪伴了父亲整整一个寒冬,也感动和促动着父亲。那个冬天,父亲拼命干活,每天的工效在全连都数一数二。
如今,人们住上了楼房,睡上了席梦思。但每次和父亲提起当年打芦苇的情景,回想起那双带着温情的胶鞋,他的脸上仍然会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脱下毡筒救小伙
●高永明
年冬季,我所在的农七师下野地五场(现八师一三三团红光镇)种子队派劳力跟大车去戈壁滩给连队大伙房打柴火。夏季农忙,只有冬季农闲时才能腾出人手打柴,储存起来留作冬季取暖做饭。
上世纪60年代,新疆的冬季冰雪很厚,天气很冷,气温时常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。不少职工群众穿着皮大衣、毡筒,才能勉强在室外劳作。
这年冬季出奇的冷,连队从浇水排派出4个劳力,加上赶大车的老职工梁启珍,5个人早上7时迎着黑蒙蒙的雪雾,坐上马车就出发了。马蹄踏在白雪皑皑的路上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传得很远很远。
一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,冬季出门,坐在大车上一动不动,很容易冻坏人,最好是下来跟着大车走或小跑,那样身上才暖和。不想跑的人,那就穿上毡筒和羊皮大衣,戴好皮帽子,把整个人蒙得严严实实,才能躲过寒冷的侵袭。
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啥叫毡筒。它是一种用碎羊毛、骆驼毛混合擀制成厚2至3厘米、形状如同现在的靴子的一种硬毡鞋,没有鞋底鞋帮子之分,整个毡鞋连为一体,毡筒筒腰一般到膝盖,密不透风,冬季若穿上这种毡筒,一般寒冷天气都能应付。但是,穿毡筒走路十分笨重,也不好看,所以,年轻人都不愿意穿它。这天参加打柴的5个人里面,只有赶大车的老梁穿着毡筒,其他4个小伙子都穿的是长胶筒,里面裹着毡袜,目的是既防雪又保暖。
可谁知刚打完柴准备装车,名叫吕阿金的小伙子就坐在雪地上大声叫唤起来,说脚冻得受不了。大家围过来一看,原来是他的胶筒被柴火扎烂了一个大口子,雪灌进去后,弄湿了毡袜,冻得硬邦邦的。再仔细看,吕阿金的整只脚都被冻得红肿起来,看起来挺吓人的。
这时,老梁指挥其他人赶快装车,自己一把把吕阿金的胶筒毡袜扯掉,将他的脚抱在怀里,从地上抓起一把雪,就给他搓起来,把吕阿金搓得哇哇乱叫。搓完后,老梁脱下自己的皮大衣,把吕阿金的双脚裹在皮大衣里面,让他躺在那里休息一会儿。没有了皮大衣,老梁一刻也不敢停下,他不停地上车下车、码柴装车,浑身冒着白白的热气,满身都是白霜。
柴火装好了,老梁又果断地脱下自己穿的毡筒,给吕阿金穿上。大家坐在柴火上,把吕阿金围在中间。老梁把自己的皮大衣盖在吕阿金身上,而他自己只穿着棉衣跟着大车跑。
老梁舍己救人的行为传回连队后,感动了所有连队职工群众。很多支青给家里人写信时,还讲了老梁脱毡筒救小吕的故事呢。吕阿金更是打心眼里感激老梁——要不是老梁的这双毡筒,恐怕自己的双脚就冻伤致残了。
后来,听说吕阿金回上海后,为了表达谢意,还给老梁邮寄过团场没有的稀罕物呢。
葫芦瓜干做煎饼
●高永明
记得小时候,冬季的生活对我来说,感觉是最难熬的。不仅是屋子里特别冷,而且食物很单一,基本就是玉米面窝头、萝卜、白菜或者咸菜,咸菜也还是些白菜疙瘩、小萝卜头。
看见我们兄弟几个见了吃的不要命的架势,父母想方设法给我们解馋。
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母亲煎的葫芦瓜干煎饼。那时候,我家东边米的地方,是单位的菜地。每到秋季,在清地犁地前,单位都要组织人把菜秧子、烂秆子全部清理一遍。于是,附近大人小孩都会去菜地捡拾没人要的皱皱巴巴的老葫芦瓜,挂在豆角秧子上的老豆角,藏在茄子棵里的老茄子,西红柿秧子底下没有成熟的绿西红柿……
其实每次捡回最多的,还是老的嫩的葫芦瓜。母亲把老葫芦瓜、皱巴茄子洗净了,老的削了皮,嫩的切了条儿,稍微在大锅里煮一下,就用线儿穿起来,挂在房檐下晾干。等到冬天,看我们整日吃玉米面窝头、白菜萝卜没有胃口的时候,就会从门前的挂串上,摘下些干葫芦条儿,用温水泡开,或煎、或炖给我们吃。
那时候,家里生活条件艰苦,做饭很少用调料,我的唯一期盼——吃上母亲做的葫芦瓜干煎饼,那真是香得要把舌头吞下去。
母亲把葫芦瓜干儿泡好后从盆子里捞出,挤干水分,然后稍稍加上一点面粉,放上一点盐巴,又从她专门贮藏鸡蛋的小木箱里摸出两个我家养的3只母鸡下的鸡蛋,磕进盆里,然后就搅拌均匀。
看看锅底的油热了起来,母亲利索地用手抓起一团团裹了面糊的葫芦瓜干,放进锅里;然后用锅铲把大小一致的葫芦干瓜团儿压扁,一面煎*后,立即挨个翻个面儿;稍等一两分钟,哗啦倒进一碗清水,然后盖上厚厚的木头锅盖。等上七八分钟,母亲掀开锅盖,把葫芦瓜干做的冒着香气的煎饼,小心地翻转一遍,然后就拿起饭碗,给我们一人铲上两块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端起饭碗,再捏上一块玉米面窝头,大口吃起来。那时候,我们都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饭菜了。
年,我工作探亲回到家里,母亲听我说想吃葫芦瓜干煎饼,可是哪还找得到葫芦瓜条儿。屋檐下只挂着两串茄子干儿,是母亲买回来好茄子切了晾晒的。母亲赶紧摘下泡好,就要做给我吃。
这时候家里生活已有改善,白面、清油、肉食的供应比上世纪70年代好多了。母亲把家里的肉剁成馅儿,把泡好的茄子干儿也剁成馅儿,然后把胡椒粉,生姜粉,鸡蛋等拌进去,锅里倒了两大勺清油,煎了半盆子焦*鲜香的茄子干儿馅饼。
但是,无论怎样品味,似乎再感觉不到当初吃母亲做的葫芦瓜干煎饼的味道了。
其实,我心里明白,难以忘怀的不是那葫芦瓜干,而是艰难的日子里,母亲给我们最朴实的爱。那一串串捡回晒干的干菜条儿,无论怎样做,总是充满浓浓的母爱——那是永远不变的家的味道。
冬夜灭火冻伤脚
●朱联仲
新疆阿勒泰的冬季寒冷而又漫长。年,我从天津支边来到这里,经历了一年年酷寒的严峻考验。
年冬季,我在十师一八八团九连工作,被分配看麦场。那里有很多粮食和草料,离连队营地有几里地。我白天干活,晚上就睡在麦场边看守羊圈的屋子里。
年12月27日那天夜里,我经历了一场难忘的灭火战斗。
凌晨三四时,我睡得正香,突然被另一个同伴叫醒:“坏了,着火了!”我们住的房子的火墙离房顶只有一尺的距离,是房顶着火了,而且火势不断蔓延,旁边就是羊圈。透过小窗望去,多只羊受到火光的惊吓,挤成一团。
羊是国家的财产,不能有任何损失!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一下清醒了,急忙穿上棉衣裤,端起炉子上仅有的一盆融化的雪水向火泼去。可是水太少了,只浇到局部。我又抄起铁锨去铲那厚厚的积雪,往屋顶的火面上压。为了切断火源,我飞快地爬上房顶,用力地在屋顶上挖出一条沟。这时,屋顶烧透了,火势更旺了,屋顶上的柳条、泥土、积雪一下子滑落下去,我顺势猛铲屋顶,火焰瞬时被压下去,羊圈保住了。
当连队的战友来到现场,惊讶地发现我还光着双脚。我低头一看,才发现脚掌竟然结了近一厘米厚的冰,我急忙把冰抠下来。大家用小拉车把我拉回连队后,有经验的老同志赶紧用雪用力搓我的双脚,渐渐的,我的脚有了知觉,但钻心的疼痛让我这个18岁的小伙子忍不住嗷嗷地嚎叫。
半小时后,我的脚底起了一层水泡,越来越大,里面各有一斤左右的组织液,就像京剧演员穿的厚底靴子。脚周围的肌肉也肿了,像撕裂般疼痛。医院的医生赶来后,用针头为我放组织液,但是没过几个小时,又满满的了,只好用马尾穿孔做引流。剧烈的疼痛,肿胀的双脚,让我无法动弹。
由于伤势严重,第二天我被送往卫生队,被诊断为双脚重三度冻伤,每天打针吃药。为了灭菌防护,我的脚上还套上了又大又厚的白布袜子。
那时,没人陪伴,我又无法自己翻身下床,为了不麻烦女护士,我每天只吃一个很小的馒头,喝极少的水,把大小便的次数降到最低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,我的脚才摆脱了被感染坏死甚至截肢的危险。但双脚脚皮全部坏死干瘪脱落,脚底板厚厚的一层被医生剪去,10根脚趾上坏死的表皮像小钢盔一样逐个脱落。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自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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