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
王军乐
我十八岁就学会了两种语言，可谓有语言天赋吧。其实汉语都是说不好的，常常是用“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”为自己打圆场，兼装腔作势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不承认自己普通的普通人。但我的确会说几句蒙语，比如：宗别立、呼鲁斯太、嘎拉布斯太、敖敦格日勒、阿日善。说得很流利吧？也仅仅会说这几个词儿，若细究都是什么意思，那时，我也是不知道的。想找个人问问，一个荒漠滩，方圆数十公里，见不了几个人，偶然能见一两个牧民，告诉我他们只是这样叫着，也不知道确切的含意。
是我有了想写写那个我们曾驻守过的漠滩，写写漠滩上驻守的军营时，上“百度”查了，才知道宗别立，译成汉语就是东山坡。呼鲁斯太是长芦苇的地方。嘎拉布斯太是有神树的地方，敖敦格日勒是星光,阿日善是圣水的意思。缺水少植物的漠滩，有一洼水就被似为圣水，长几颗树就是神树。星星不比别个地方少一颗，星光更灿烂，那是真的。
宗别立全称：宗别立苏木。苏木是镇的意思，是牧区在旗与村之间设置的行政单位。我们那时不叫宗别立苏木，叫宗别立公社，甚至连公社都删去了，直呼宗别立。现在依然是这样。
那年的冬天，我们都是新兵，领章帽徽还没有佩戴，一伙八九个人，在班长的带领下，向着被我以后取名为“狼脊岗”的岗子（也就是被牧民称为“东山坡”的岗梁，不确定，我没有考证过）挺进。那还能叫挺进吗？沙风把我们刮得歪歪斜斜的。左肩右斜的挎包被风刮起，落下，我们便有了鹰的翅膀。刮落的帽子，在沙滩上瓜样地滚。人是没有被刮起，却也是水上飘。很开心的。
滩中无路，我们穿着大头鞋，重重地踏下去，一步一个沙窝子。抬起脚，风刮过，沙窝又抹平了。想留下脚印都不能，踏出一条路就更是妄想。这时，就认为鲁迅先生说的“世上本没有路的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这话是不对的。我们，以及我们以前的我们走向宗别立，都是从滩里穿过，无数双脚就是没有走出一条路来。
滩上为风留着路。
其实，滩里是有一条路的。是我们从滩里穿行，风沙迷了眼，路又被狼脊岗挡着看不见，就说滩里没有路。这条路从大武口钻进山，就喘粗壮的气在爬坡，一口一口地顶着进了荒滩，到了宗别立，长喘一口气才向着吉兰泰去了。站宗别立去想，是一根粗绳拴在宗别立的桩上，一头甩下山去，紧拽着石炭井，防着再掉回大武口去。一头紧拽着光明队，不要让它挣脱丢进滩里去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我们从滩里穿过，从狼脊岗上的铁路桥下才走上了这条路。在这条长路的一小段---手榴弹掷出去的弧线的顶端，班长对着路旁的荒滩撒尿。我们走在荒滩时就尿过了，这时就是有尿也不能尿，咋能与班长比谁尿的高呢？就前行了几步，在几米之外等着，让班长独享班长的“特权”。
川娃子常明站在我们中间，回头看过去，又转过头来对着我们说：“班长尿尿还打闪闪（抖动）”逗笑了我们。班长不知道我们是笑川娃子，以为是笑他，严重警告我们：不许笑！可我们忍不住，还是偷偷地笑，就这样，走一程，笑一程。
转了一个大弯子，班长说:前边就是宗别立，我们才止住笑抬头看过去。宽阔的街道，左一排参差的土房子，也间着青砖墙柱的瓦房，至顶头的一栋红砖大瓦房，也只一层，只是建筑在高台上，又被低矮的土房子衬托着，显出了高大。右一排沙色土房子，低矮，火柴盒子胡乱地摆放着。这严重失衡的布局，若不是左倚着狼脊岗，被强劲地拽着，右边的土房子就要被甩进滩里去了。
“川娃子”又一次的惊叹：“锤子，该（街）道！”洋芋蛋王穹：“鸡儿！（小的意思）”“乖乖隆咚一棵树都嬷带（没有）”苏颂清捂着鼻嘴在说话。似乎没有张口就吐出了一根糖葫芦串连的多个字符。我们谁也没听懂他说了什么，问他，他才用半普通话半宿迁方言解释给我们。我说：“你站到这里，就是一棵树了”按住他：不许动。苏颂清，一挥手推开了我。已经前去的“川娃子”“洋芋蛋”还有“大白菜”——孔顺孝，“驴火烧”——张建建，“藏牦牛”——扎西德勒保持着一路纵队。
一路纵队就是一行可移动的树，成了这街上唯一的一道风景。我俩追了上去，一行树又多了两棵。都低着头顶着风走着，不知道谁“哎哟，老鼠！”地嘣哒起来了。我们睁开眯眼细看，什么老鼠，是风刮动的几个土圪垃绊了脚。
很快就接近了邮局。这是我们上街最重要的事情——寄家信。谁都能从挎包掏出一沓子。不仅仅是自己的，一个班十几个新兵，谁没有三五封呢？塞满了邮局门前的邮筒，不能再塞进去了，就走进邮局的土房子。我们也想看看邮局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有没有好看的女人。进了山里一个多月了，就再也没见过当兵的以外的人，更别说见个女人了。
两三个投递员正忙着分拣邮件，一个邮包滚了出来。“川娃子”喊着“那是我的，我老爸子（父亲）寄来的。我么扯把子（撒谎）哟。看看那写着我的名字吧。”
分拣的女人：“你的，也不能给你。”
“川娃子”：铲铲！铲铲!。
那女人莫名地抬起头，我们才看见了她肤肌黑黑的，粗粗的，五官各在其位，协调一致。她用目光扫描着我们，也把女人的温情传递了过来。分给我的，只是一霎那。我想见女人，见了女人却羞得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“藏牦牛”“洋芋蛋”一声没吭，扭身就出去了。
我们走向那座红砖“高楼”的百货商店，途经粮站的敞院。是星期天，粮站没有人来买粮。栅栏门里，小土屋的门房，烟囱伸出墙外。风还刮着，燃烟出了烟囱口就打着旋儿地散开了。炉火上谁烫着酒，风里有了袅袅的酒香。我们进了商店，班长没兴趣进去，站在店檐下。店内敞阔，店中砖砌的火炉，一个女人用小箥箕给炉膛加着煤，见我们进来，裹紧了墨绿色的头巾。砖砌的柜台里，站着还是女人，一样地紧裹着头巾，酱紫色的，只露着一双黑眸。
“大白菜”说：买块姨子（香皂）。紫巾女好像没听懂，以为是调戏她，转身走了。
我忙翻译：买块香皂。她听到了，又转身回来。“囫囵语”，就是那个苏颂清---我为他取的名，买了水果糖、花生、瓜子。“藏牦牛”“洋芋蛋”买了洋碱（肥皂）、洗衣粉、笔记本。“川娃子”什么也没买，我也什么都没买。买了眼福。
班长在店外，叼着香烟，风太大，几次都没点着火。我们几个偷偷地笑。我又想到，进店时没见班长吸烟，现在咋就吸上了。突然想起了我们购物时，“囫囵语”出去了一次。一定是那小子聪明，给班长买的。我给“大白菜”使眼色。“囫囵语”读懂了我的眼神，双手端着挎包过来，让我掏他挎包里的花生、瓜子、水果糖，也让每个人都从挎包掏着。我们在风下吸吮着水果糖，班长进了商店，用火钳夹了炉火点燃了叼在嘴角的香烟。
那次去宗别立后，过了年我们就下了老兵班。“川娃子”“藏牦牛”下了战斗班。“洋芋蛋”参加司号员集训去了。“囫囵语”给连首长当了通信员。“驴火烧”去了炊事班，起初没有烧火，提米袋子、铲煤、干些杂活，后来班长见他干活踏实，就让他烧火去了。我和“大白菜”去菜地种菜。是我给“大白菜”取错了名，应该叫“武二哥”就也可以去战斗班了。是我给自己也取错了名，咋就叫“红苕粉”呢？不过，菜地，离宗别立更近了，此后只向班长打声招呼就去了。每次我与“大白菜”同行，我俩不再绕着铁路桥下的弹迹路进去，翻过狼脊岗，从一个斜坡下去，就到了粮站的院内。
三十年后，我、“大白菜”“藏牦牛”“囫囵语”相约班长回了宗别立。还是绕着弹迹路进去的。宗别立墙倒屋塌一片狼籍，青砖墙柱，撑着横梁。横梁上“人民邮电”几个绿色水泥雕字依然清晰。粮站空阔大院依然空阔，拖挂台板车停在院内，油渗在沙土里，一坨一坨新鲜的污迹，显示着人气还在。红砖商店，红砖砌封了门窗——同质不同色的大补丁，异常的醒目。我们在街上走走停停，指指点点，说说笑笑，兴奋异常。
再后几年，我和几个战友又去了宗别立。本就空空的街道彻底的空了，仅剩下一栋俱乐部的高楼（是我们离开以后才建的，还是当时就有，我已记不清了）独立街中。连废墟都被清理一空。就是这样的空街，我们却不舍离去。
我就想，是什么让我们牵挂着？是锤子、该道，铲铲、鸡儿、姨子、乖乖，风也吹不散的声音吗？可发出这些声音的人，就在其中，就在我的身旁，就是不在我身旁，随时想听他们的声音，打个找电话，视频一下，不仅听了声音，连模样、举止、神态一览无余。况且，我们近几年你来我往，三两年还见一面。
我们不仅一起走过宗别立的街道，我们还一起走进过荒废的营房，走进过山沟沟里一片废墟的营院，还走进过荒滩，走进过那些年曾经走过的每一个沟沟岔岔，我们在寻找着曾经刮歪我们的那一场风，寻找着曾经被我们一钢钎两镐头改变了体量的那座山，寻找着曾经对着树根撒了一脬尿，提供过微不足道养分的那棵白杨、红柳、沙枣树，寻找着曾经一锨下去，改变了命运的芨芨草，骆驼刺，改变了流水去向的一渠水。
我们没有要求它们的回报，面对它们该忏悔的也忏悔了，那么，我们还一次次回到山里，一次次回到宗别立为了什么？我一次次地问自己，一次次地思考，终于明白了，是我们把一串串脚印丢在了一条道上，把一声吼叫丢在了风里，把一个影子印在了一堵墙上，把一个眼神丢在了一列队伍里，把一掌手纹印在一杆枪上，更重要的是把灵魂的一部分丢在了这里，又把山的气魄，风的魂魄带走了一部分。丢下的没想着带回去，也不必带回去，带走的也不必还回来，但我们得时常回来，让曾经与现在见个面，彼此地亲近还可生成更大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向往的。
宗别立是我们战友们的第二故乡。我固执地认为，第二故乡比之故乡的意义，一定程度更大些。故乡养育了我们生命的，而第二故乡壮大了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常常回到贺兰山来，回到宗别立来。尽管想要看到的宗别立也不复存在，荒滩已不怎么的荒凉了。新修了路，种了树，牧民不在放牧，新建了村庄，军营也闲置荒废了。可我们再来，被漠滩的阳光照一时，被山风刮一阵，实在是别样的享受，别样的满足！
编发：拂晓哨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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