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劳动的支边青年（资料图片）。据本报资料库
年冬季，农二师且末工程支队（现二师三十七团）干部职工修筑国道。杨铁军杨金宝提供
上世纪60年代，十师一八三团职工冬季拉运肥料养地。陈洋提供
编者按
当忙碌一秋的拾花工，拾净棉田里最后一朵棉花，冬季就算完全来临了。银白的棉田变成一片褐色，又随着雪花的飘落，渐渐覆上一层洁白的棉被——冬季的团场，如同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图画，让人沉醉。
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一家人坐在暖洋洋的屋子里，盘点收获，回忆往事，憧憬未来，其乐融融。对于那些曾经战严寒、治风沙，开辟新天地的老军垦来说，四五十年前的冬日场景始终铭刻记忆深处。有抵御严寒的艰辛、有物资匮乏的心酸、有亲友关爱的温馨、有品尝美食的香甜……朝气蓬勃、意气风发的军垦人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屯垦事业。如今，他们两鬓斑白，垂垂老矣，但对兵团的深沉大爱早已融入血液，忆起当年往事，犹在眼前。读他们的故事，不仅仅是抚今追昔、忆苦思甜，更是一种纪念、一种传承。
本期“纪实”精选4篇老军垦讲述的冬日往事，再现兵团人屯垦戍边初期生产劳动的难忘岁月，以飨读者。
“一车芦苇一件袄”
●徐海荣口述张杰整理
提起当年来到新疆的好处，父亲还记得那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：“千根柱子万亩粮，夜里睡的是钢丝床”，这让甘肃武威的老家人羡慕不已。我不懂“千根柱子”是啥意思，问父亲，父亲说：“在老家睡的都是炕，来到新疆睡的都是木头柱子支的床，人多了就是千根柱子嘛！”
年，年仅17岁的父亲扒着火车，一路打听来到了现在的八师一四三团一连（当时叫安一场四连）。父亲出生在甘肃省武威县的一个村子里，那时，老家口粮比较紧张。听说新疆能吃饱饭，父亲心一横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。
刚来的时候，由于年龄不够18岁，报不上职工，父亲便有意隐瞒真实年龄，成了四连的一名职工。开春定棉花苗，没见过棉花的父亲一点也不会，完不成一天的工作定额，功效低、质量差，挨了不少批评。但父亲是个不服输不怕苦的人，他早出晚归，用心学，各样农活干得有模有样，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当时，父亲和其他职工都住在地窝子里。没有现成的床，就用4根木头桩子栽在地下，再铺上厚厚的芦苇，这就是一张结结实实的“钢丝床”了。那时，芦苇真是个好东西，可以用来当床板，还可以用来扎草棚，盖房子。野生芦苇打来卖掉就可以换成钱，再去买穿的衣服、吃的粮食。这种野生资源只要出力气就能得到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当时的冬天，天气虽然很冷，职工也不闲着，一起去河沟里打芦苇。芦苇满地都是，长得粗，还很结实。大多数职工会用打来的芦苇卖出钱买新棉袄，所以当时也有“一车芦苇一件袄”的说法。
由于家里日子过得紧巴，父亲来新疆的时候只穿着一双奶奶做的布鞋。冬天打芦苇的时候，别人都穿着防水的胶鞋和毡筒，父亲穿的那双布鞋，被雪水浸泡几天就磨破了，父亲的脚也冻烂了。父亲他们当时住的是地窝子集体宿舍，父亲的布鞋上渗出血水，被一个叫张良友的老同志看见了，张良友就给父亲送了一双可防雪水的胶鞋。这双温暖的胶鞋陪伴了父亲整整一个寒冬，也感动和促动着父亲。那个冬天，父亲拼命干活，每天的工效在全连都数一数二。
如今，人们住上了楼房，睡上了席梦思。但每次和父亲提起当年打芦苇的情景，回想起那双带着温情的胶鞋，他的脸上仍然会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脱下毡筒救小伙
●高永明
年冬季，我所在的农七师下野地五场（现八师一三三团红光镇）种子队派劳力跟大车去戈壁滩给连队大伙房打柴火。夏季农忙，只有冬季农闲时才能腾出人手打柴，储存起来留作冬季取暖做饭。
上世纪60年代，新疆的冬季冰雪很厚，天气很冷，气温时常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。不少职工群众穿着皮大衣、毡筒，才能勉强在室外劳作。
这年冬季出奇的冷，连队从浇水排派出4个劳力，加上赶大车的老职工梁启珍，5个人早上7时迎着黑蒙蒙的雪雾，坐上马车就出发了。马蹄踏在白雪皑皑的路上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一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冬季出门，坐在大车上一动不动，很容易冻坏人，最好是下来跟着大车走或小跑，那样身上才暖和。不想跑的人，那就穿上毡筒和羊皮大衣，戴好皮帽子，把整个人蒙得严严实实，才能躲过寒冷的侵袭。
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啥叫毡筒。它是一种用碎羊毛、骆驼毛混合擀制成厚2至3厘米、形状如同现在的靴子的一种硬毡鞋，没有鞋底鞋帮子之分，整个毡鞋连为一体，毡筒筒腰一般到膝盖，密不透风，冬季若穿上这种毡筒，一般寒冷天气都能应付。但是，穿毡筒走路十分笨重，也不好看，所以，年轻人都不愿意穿它。这天参加打柴的5个人里面，只有赶大车的老梁穿着毡筒，其他4个小伙子都穿的是长胶筒，里面裹着毡袜，目的是既防雪又保暖。
可谁知刚打完柴准备装车，名叫吕阿金的小伙子就坐在雪地上大声叫唤起来，说脚冻得受不了。大家围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他的胶筒被柴火扎烂了一个大口子，雪灌进去后，弄湿了毡袜，冻得硬邦邦的。再仔细看，吕阿金的整只脚都被冻得红肿起来，看起来挺吓人的。
这时，老梁指挥其他人赶快装车，自己一把把吕阿金的胶筒毡袜扯掉，将他的脚抱在怀里，从地上抓起一把雪，就给他搓起来，把吕阿金搓得哇哇乱叫。搓完后，老梁脱下自己的皮大衣，把吕阿金的双脚裹在皮大衣里面，让他躺在那里休息一会儿。没有了皮大衣，老梁一刻也不敢停下，他不停地上车下车、码柴装车，浑身冒着白白的热气，满身都是白霜。
柴火装好了，老梁又果断地脱下自己穿的毡筒，给吕阿金穿上。大家坐在柴火上，把吕阿金围在中间。老梁把自己的皮大衣盖在吕阿金身上，而他自己只穿着棉衣跟着大车跑。
老梁舍己救人的行为传回连队后，感动了所有连队职工群众。很多支青给家里人写信时，还讲了老梁脱毡筒救小吕的故事呢。吕阿金更是打心眼里感激老梁——要不是老梁的这双毡筒，恐怕自己的双脚就冻伤致残了。
后来，听说吕阿金回上海后，为了表达谢意，还给老梁邮寄过团场没有的稀罕物呢。
葫芦瓜干做煎饼
●高永明
记得小时候，冬季的生活对我来说，感觉是最难熬的。不仅是屋子里特别冷，而且食物很单一，基本就是玉米面窝头、萝卜、白菜或者咸菜，咸菜也还是些白菜疙瘩、小萝卜头。
看见我们兄弟几个见了吃的不要命的架势，父母想方设法给我们解馋。
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母亲煎的葫芦瓜干煎饼。那时候，我家东边米的地方，是单位的菜地。每到秋季，在清地犁地前，单位都要组织人把菜秧子、烂秆子全部清理一遍。于是，附近大人小孩都会去菜地捡拾没人要的皱皱巴巴的老葫芦瓜，挂在豆角秧子上的老豆角，藏在茄子棵里的老茄子，西红柿秧子底下没有成熟的绿西红柿……
其实每次捡回最多的，还是老的嫩的葫芦瓜。母亲把老葫芦瓜、皱巴茄子洗净了，老的削了皮，嫩的切了条儿，稍微在大锅里煮一下，就用线儿穿起来，挂在房檐下晾干。等到冬天，看我们整日吃玉米面窝头、白菜萝卜没有胃口的时候，就会从门前的挂串上，摘下些干葫芦条儿，用温水泡开，或煎、或炖给我们吃。
那时候，家里生活条件艰苦，做饭很少用调料，我的唯一期盼——吃上母亲做的葫芦瓜干煎饼，那真是香得要把舌头吞下去。
母亲把葫芦瓜干儿泡好后从盆子里捞出，挤干水分，然后稍稍加上一点面粉，放上一点盐巴，又从她专门贮藏鸡蛋的小木箱里摸出两个我家养的3只母鸡下的鸡蛋，磕进盆里，然后就搅拌均匀。
看看锅底的油热了起来，母亲利索地用手抓起一团团裹了面糊的葫芦瓜干，放进锅里；然后用锅铲把大小一致的葫芦干瓜团儿压扁，一面煎黄后，立即挨个翻个面儿；稍等一两分钟，哗啦倒进一碗清水，然后盖上厚厚的木头锅盖。等上七八分钟，母亲掀开锅盖，把葫芦瓜干做的冒着香气的煎饼，小心地翻转一遍，然后就拿起饭碗，给我们一人铲上两块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端起饭碗，再捏上一块玉米面窝头，大口吃起来。那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饭菜了。
年，我工作探亲回到家里，母亲听我说想吃葫芦瓜干煎饼，可是哪还找得到葫芦瓜条儿。屋檐下只挂着两串茄子干儿，是母亲买回来好茄子切了晾晒的。母亲赶紧摘下泡好，就要做给我吃。
这时候家里生活已有改善，白面、清油、肉食的供应比上世纪70年代好多了。母亲把家里的肉剁成馅儿，把泡好的茄子干儿也剁成馅儿，然后把胡椒粉，生姜粉，鸡蛋等拌进去，锅里倒了两大勺清油，煎了半盆子焦黄鲜香的茄子干儿馅饼。
但是，无论怎样品味，似乎再感觉不到当初吃母亲做的葫芦瓜干煎饼的味道了。
其实，我心里明白，难以忘怀的不是那葫芦瓜干，而是艰难的日子里，母亲给我们最朴实的爱。那一串串捡回晒干的干菜条儿，无论怎样做，总是充满浓浓的母爱——那是永远不变的家的味道。
冬夜灭火冻伤脚
●朱联仲
新疆阿勒泰的冬季寒冷而又漫长。年，我从天津支边来到这里，经历了一年年酷寒的严峻考验。
年冬季，我在十师一八八团九连工作，被分配看麦场。那里有很多粮食和草料，离连队营地有几里地。我白天干活，晚上就睡在麦场边看守羊圈的屋子里。
年12月27日那天夜里，我经历了一场难忘的灭火战斗。
凌晨三四时，我睡得正香，突然被另一个同伴叫醒：“坏了，着火了！”我们住的房子的火墙离房顶只有一尺的距离，是房顶着火了，而且火势不断蔓延，旁边就是羊圈。透过小窗望去，多只羊受到火光的惊吓，挤成一团。
羊是国家的财产，不能有任何损失！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一下清醒了，急忙穿上棉衣裤，端起炉子上仅有的一盆融化的雪水向火泼去。可是水太少了，只浇到局部。我又抄起铁锨去铲那厚厚的积雪，往屋顶的火面上压。为了切断火源，我飞快地爬上房顶，用力地在屋顶上挖出一条沟。这时，屋顶烧透了，火势更旺了，屋顶上的柳条、泥土、积雪一下子滑落下去，我顺势猛铲屋顶，火焰瞬时被压下去，羊圈保住了。
当连队的战友来到现场，惊讶地发现我还光着双脚。我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脚掌竟然结了近一厘米厚的冰，我急忙把冰抠下来。大家用小拉车把我拉回连队后，有经验的老同志赶紧用雪用力搓我的双脚，渐渐的，我的脚有了知觉，但钻心的疼痛让我这个18岁的小伙子忍不住嗷嗷地嚎叫。
半小时后，我的脚底起了一层水泡，越来越大，里面各有一斤左右的组织液，就像京剧演员穿的厚底靴子。脚周围的肌肉也肿了，像撕裂般疼痛。医院的医生赶来后，用针头为我放组织液，但是没过几个小时，又满满的了，只好用马尾穿孔做引流。剧烈的疼痛，肿胀的双脚，让我无法动弹。
由于伤势严重，第二天我被送往卫生队，被诊断为双脚重三度冻伤，每天打针吃药。为了灭菌防护，我的脚上还套上了又大又厚的白布袜子。
那时，没人陪伴，我又无法自己翻身下床，为了不麻烦女护士，我每天只吃一个很小的馒头，喝极少的水，把大小便的次数降到最低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，我的脚才摆脱了被感染坏死甚至截肢的危险。但双脚脚皮全部坏死干瘪脱落，脚底板厚厚的一层被医生剪去，10根脚趾上坏死的表皮像小钢盔一样逐个脱落。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心中仍然充满了自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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