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时期，传统文人大多以教化者的姿态俯视普通民众和他们的生活，但老舍却把目光放在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境遇上，其作品中满是对市民阶层天然亲和的态度。他对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立足于底层社会，把城市底层世界带入到大众的视线之中，把底层市民阶层引入文学。《骆驼祥子》作为老舍的重要作品，不仅是他创作的一个里程碑，而且也是体现其市民立场的代表之作。
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市民生活是老舍创作题材的来源，老舍的创作不同于同时期的作家，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民间创作的高手。李犁耘曾写道：“写北京，写北京的劳动群众，写北京社会风俗的沿革，并且形成了独到的艺术风格的作家，当首推老舍。”可见老舍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感受具有独到的眼光。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，人物各有特点，对中下阶层民众生活的描写更具有代表性。
《骆驼祥子》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，是他“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，和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。”小说展现的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祥子如何被现实摧残，一步步堕落，终致身体和灵*的双重毁灭。他堕落的每一步看似都具有偶然性，其实都是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必然性结果，“他在弯了脊背的同时，也失去了一颗纯朴的心。”题材的选择是老舍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偶然听得了一位“车夫”和“骆驼”的故事，于是以祥子为代表人物，以表现祥子的市民生活境遇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。
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思想的冲击，他们热衷改变社会现实，有改造社会的愿望。他们自认为是民众的教化者，所以常常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他们的生活，缺少对劳苦大众境况的深入剖析和思考。车夫作为旧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劳动力，很多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
如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中通过描写人力车夫和“我”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）的对比，充分表现了人力车夫的高尚人格；郁达夫的《薄奠》也是通过人力车夫与“我”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）的故事，以“我”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叹为线索，表达了“我”对车夫悲惨命运的同情……这些作家都热衷于有“距离感”的抒发，仅仅将笔触停留在了人民社会地位的低下，生活的不易，突出赞扬其品质的纯真朴实，但缺少对他们生活的深入描绘。
老舍也没有当过人力车夫，但在创作《骆驼祥子》的过程中，老舍深入地挖掘深藏在底层人民身后的物质困境和精神世界，把自己对社会的控诉注入祥子的血脉之中，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变得更加饱满立体。如果同时存在车夫，同行的车夫及坐车人的话，鲁迅、郁达夫也许就是“坐车”的乘客，他们写的车夫是从坐车人的角度写的，写的是他们与车夫之间的故事，他们的作品往往展示了“坐车人”对车夫辛苦拉车的同情怜悯，他们写车夫表达“坐车人”的情感；老舍更像那个同行车夫，他能够以相同的态度观察、体验和感受车夫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。
祥子来到城市后，唯一的愿望就是买车，为此他奋力拉车，最终的结果却是：祥子丢了信念堕落成为流氓无产者。老舍曾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表达：“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”老舍通过这样的表达，控诉社会的阶级性，车夫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社会底层最残酷的阶级和劳动的命运，他也逃不了作为一个车夫该有的“天然律”。小福子的身亡是压倒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这样的安排显然是突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。
小福子是温柔善良的女子，但为了生活却不得不进行着“卖肉”的营生，虽然被人肆意践踏蹂躏，但却不能否认老舍在作品中对她倾注的心血。他着力刻画这样一位底层形象，所做的营生并不是旧社会所承认的妓女，也不是新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独立的女性。处于夹缝中的生存变得步履维艰，也因为这样的艰难，祥子才对生活失去了原有的希望。无论是虎妞还是小福子，老舍面对这两种不同性格的女性时，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。老舍在批判社会的黑暗以及旧道德旧传统的同时，也对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中的女性做了不同程度的刻画。
老舍对妇女形象的丑化和批判，或多或少地潜伏在他的作品中，这就冲淡了祥子的悲剧是“是社会病态的产儿”，这是老舍市民观点的特点也是一个矛盾点。在《骆驼祥子》中，老舍还提到一个人物——阮明。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，老舍说他上课不用功，因为曹先生没让他及格就告密说曹先生是共产*，他吃喝嫖*，因为没钱还和祥子搞工会，组织工人运动，最后被祥子出卖。
阮明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派，老舍一箭双雕，祥子出卖了阮明，而阮明本来也就是出卖别人的这么一类人，他“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丑恶行为”为自己的丑恶行为开脱。坏人出卖坏人，在老舍看来是这群人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，这是老舍内心对当时社会的理解，他反对运动，而老舍的这种消极的革命观也是老舍市民立场的又一表现。